特區政府推社區普及檢測，不過由「内地核酸檢測支援隊」七名「先遣隊」隊員8月2日抵達香港，到9月1日正式開始做檢測，由籌備到動手足足1個月。香港速度果然名不虛傳，出名慢。
做任何事足夠慢，沒有任何事可以做成功。哪怕你打算向異性調情、求婚，足夠慢，明明撩動起對方的情慾了，但偏偏幾個月以後才採取行動，早就沒有心情。
第三波疫情的最高峰是7月最後一星期，而且確診數據本來就滯後，而我們的社區普及檢測就再比確診數字滯後1個月才做，給人的感覺是「為了做而做」。所以，專家說理想情況是有五六百萬人檢測，但我估計實現率也就1成吧，能有五六十萬人檢測不錯了。這樣的檢測，其實做不做意義不大。
不過話又說回來，日本、韓國、歐洲，其實同樣面對新一波疫情，相比較而言，香港做得不算差。執筆之日（24日），香港單日新增確診已經回落至單位數，下降幅度算是比日韓和歐洲要快。
我經常說，制度決定，香港防疫只能跟歐美、日韓比較，跟內地沒有可比性，因為內地政府能做的事，香港特區政府根本做不了。
香港做社區普及檢測是自願的，外傭做檢測也是自願的，甚至連出租給外傭做宿舍的業主，都可以不配合政府的追蹤調查，這在內地根本不可想象。香港的防疫可稱之為「自願防疫」，我倒是建議，既然什麼都自願，乾脆以後交稅也自願好了。反正在自願防疫下香港經濟難逃被陰乾命運，以後也沒有什麼稅可交了。
香港成內外雙向負面示範
一國兩制搞了20多年，香港這一制成為了內外雙向的負面示範。內地人看香港，是以香港這一制彰顯內地的制度優越性；台灣人看香港，是擔心什麼「今日香港、明日台灣」。能夠成為內外雙向的負面示範，特區殊不簡單。
香港回歸20週年的時候，我曾經說過，香港最好的歸宿，就是成為深圳的一個區。當時香港還是有一定的競爭力的，深港合體，有深圳的互聯網和高科技製造，加上香港的金融，絕對是世界數一數二的大都市，成為中國經濟的最強大心臟。而且深港合併不影響香港實施特殊的司法制度和金融制度，中國有的是做特區的成功經驗，而不是特別行政區。合併的最大意義，是在管治、行政上歸於一權，完全打破香港的本地政治勢力（不分黃藍），發揮兩種制度、一個市場的最大優勢。可惜，這只是我一廂情願，我知道不可能，因為不論黃藍都不想見到這個結果，除非有極強大的外力主導。
隨着時間推演，時間之窗已經關閉。意想不到的是中美關係急速惡化，令香港的生存空間比任何人想象的消失地更快。這跟普及檢測一個道理，有的事，該做的時候沒有能力、魄力去做，留下的只有殘局。
文 : 吳桐山
學研社成員，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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