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在香港持續兩年，第5波疫情正全面爆發及失控，印證港府的疫控工作全盤失敗。普遍人都相信在疫情受控後，港府上層管治班子需要「大換班」，制度上的專業分工及權責任免，各主要官員卸任後的安排等等都要從頭革新，屏棄種種陃習，才可確保這場「人禍」不會再發生。
至於在「營運層面」上，一場疫情亦揭示了港府在某些領域上更加需要急起直追，否則只會越來越落後，連融入「大灣區」的資格也沒有。香港有什麼地方需要立刻改善呢？
1.土地及屋房嚴重短缺與生活空間狹小擁迫的社會問題：
為什麼第5波疫情一發不可收拾呢？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香港土地及房屋供應不足，再加上生活空間太狹小及擠擁，為病毒急速擴散提供了一個非常合適的環境。確診個案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地方，並且以幾何級數上升，便是一個鐵證。
因此，土地受人為操控、房屋供應嚴重短缺及市民生活空間太擠迫等問題，已不只屬於香港深層次社會矛盾，還涉及了地區公共健康、衛生及安全的範疇。
由於內地與香港的往來緊密，香港爆疫亦對內地構成嚴重的安全威脅。變種病毒Omicron的傳染力太高，新亞種BA2尚能躲過核酸檢測，抗藥性又大幅加強，就是內地的防疫系統相對完善，仍不可能真正做到「滴水不漏」。港府至今無法做到「動態清零」的最基本要求，無疑為內地構成嚴峻的防疫壓力。
因此，港府需要整頓土地及房屋供應問題，增加供應及提升香港市民的居住及生活空間，不只在於化解本港深層次社會矛盾，還涉及國家公共衞生及安全範疇，絕不能再拖延下去。
2.香港「西醫系統」無法處理「公共衞生安全」範疇
為何特首林鄭先後6次否定「全民檢測」？為何港府的抗疫措施總是漏洞處處？除了是因為港府抗疫思維出現偏差，一直以資產階級及大商家的喜好為優先考慮，並妄顧市民生命及健康安全之外，港府抗疫專家亦不斷「開錯藥方」。
港府抗疫專家袁國勇一直反對「全民檢測」，認為大規模的檢測「陽性呈陽率」低，不值得做，還建議香港應該仿效英美兩國的做法，集中在醫院及診所做檢測，因為「陽性呈陽率」最高。
此外，近來專家在香港爆發第5波疫情、在每日確診近萬宗的時候，居然還全盤否定「封城」或「禁足」的建議，有專家甚至乎建議港府取消某幾個國家的「禁飛令」，理由是反正香港也成為疫區了，又何須再禁止外國入境呢？還有，專家在疫情尚可控制之時，從來沒有指出港府的防疫漏洞，堅拒大規模的隔離及檢測，還有人認為直至今時今日，就算前線醫護人手嚴重短缺的情況下，居然仍認為不需要內地醫護人員援手。
這批港府抗疫專家所提出的建議，一直都不是以科學及防疫角度出發，從沒有以市民安全及健康為首要考慮因素，反而夾雜及優先考慮了商家及自身的利益，還不斷向港府建議西方「躺平防疫」策略，基本上是完全失職的。
由此可見，香港「西醫系統」所培養出來的人才，只是個別醫科領域中的專科。有的對西方新藥較熟悉，有的則只精通微生物學，都不是「公共健康及衞生安全」的專家。香港「西醫系統」完全無法培養出這類人才，港府亦應該考慮吸納內地與海外的專家及人才，填補這方面的缺失。
此外，醫生出任公職亦理應要申報與藥廠、醫學權威機構、研究所、學校及醫院等等的關係及利益。香港的西醫體制上，是否只以「行業自我監管」為原則呢？如何處理延後利益？我們如何確保抗疫專家不會以權謀私？
3.港府的整體管理與動員能力
香港的「安心出行」程式一再拖延，推出後又完全無法做到「健康碼」的層次，這當然涉及決策者的思維與決心問題。但即使在「大數據」的管理能力上，港府亦出現嚴重落後。如此一來，就算港府高層願意雷厲風行，公務員團隊及資訊科技的支援上，也未必會跟得上。
無論是「全民派錢」、「全民派消費券」及或派「同心口罩」等等，港府都是手忙腳亂，我們已可以清楚看到，港府對其管治的市民所掌握的資料，從來都十分有限及不完整。
港府唯一較齊全的，就是掌握了全港市民的「身份證號碼」，但對於入境人士的狀況，恐怕亦一無所知，在推行「強制全民檢測」之際，仍是有點難以着力。
港府一直有做「人口普查」，但其資料並不齊全，亦純以「調研」的角度出發。一般市民交稅亦需要公司與員工一起每年申報，還在交付上一個財政年度的薪酬及今期的預繳。選民登記的資料呢？一來不全面，二來未必更新。各政府部門都沒有嘗試過掌握全面的資料，且有各自為政的情況。全球資訊科技革新至今已有至少30年，但港府的資料庫既不統一，又不齊備，完全是過時產物。
港府應該有一個關於全港市民的資料庫，且需要有專人及時更新，市民亦有責任申報及更新所有相關資料。
透過這個資料庫，港府可以即時查到每一個身份證持有人的基本個人資料，包括中英文姓名、歲數、婚姻及家庭狀況、手提及家用電話號碼、私人電郵及其他聯絡方法、最新的住址及聯絡地址、現時工作單位與過往工作紀錄、交稅紀錄、主要銀行賬戶、電子錢包賬戶、八達通紀錄、欠債及破產紀錄、出入境紀錄、犯案紀錄等等。這個資料庫可有不同層級的私隱限制，政府相關部門可按需要核查。否則，我們如何確保某些事情可以順利地全民強制執行？
除了掌握全體市民的數據之外，港府亦應該改善其動員能力。除了紀律部隊之外，一個地區亦應該有動員及協助居民的單位，在需要時支援政府的工作。過往區議會被過度政治化而失去地方工作的功能，如今亦應該需要撥亂反正。
面對充滿變數的21世紀，港人應該在策略層面上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及諸般不足。我們要有新思維，敢於改革及嘗試，才會有出路。
例如，香港一直以來都以「自由經濟」為名，其實是「無為而治」。官員不僅「無為」，亦近乎「無能」，但偏偏我們又奉行「高薪養廉」。因此，港府只有「小政府」的功能，但其開銷及員工支出，卻是「大政府」的水平。如此缺乏競爭能力的體制，又如何帶領香港在競爭激烈的21世紀繁榮下去？
又例如，香港的管治理念崇尚「自由」及「積極不干預」。但兩者的意思並非什麼也不做、什麼也不管的意思。港府現時最大的問題就是，即使市場失衡、情況嚴峻至影響管治之際，官員依然完全無法「干預」。
一場世紀疫情，已可看到港府無論在思維上及體制上都嚴重落後，以上談及的3件事只是一個改革的開端。我們需要持續的改進，才可以確保香港繼續繁榮安定。
文：寒柏
從事金融業，自由撰稿，醉心武俠小說創作；近期發表《汴京遊俠傳》、《獵頭交易》、《清明上河記》和《天人》等小說。著作還包括《金庸雅集：武學篇》和《金庸雅集：愛情、影視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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