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曾撰文提到，被控煽動分裂國家罪成的理大生呂世瑜，因在交付程序時已表明認罪，但未能根據本地「吳文南案」案例，獲得三份一刑期扣減，不服提出刑期覆核的上訴申請。由於原訟庭本來是有意給予三份一的認罪刑期扣減，只是控方指出法官裁定被告人犯案「情節嚴重」，《港區國安法》列明的刑期為「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官才把刑期定為五年，被告人最初上訴時的焦點，亦自然是質疑《港區國安法》列明的法定最低刑期，是否量刑起點的問題上。
然而，自律政司在上訴庭審理案件時提出新的法律論據，指出《港區國安法》第33條只有三種情形，被告人才可從輕、減輕乃至是免除處罰，當中包括：犯罪過程中停止犯罪或有效地防止罪案發生；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查證屬實，或者提供重要線索得以偵破其他案件，但不包括被捕或被審判後認罪。在此情况之下，被告人的宣告刑期能否少於法定最低刑期以下，雖在此案中仍有審理，但是已不再是案件的重點。
是故，今次「呂世瑜案」的審訊關鍵，其實是在《港區國安法》第33條已有法定減刑條件的情況下，本地案例法中的認罪刑期扣減準則是否仍然適用，而這必然會影響今後的案件，特別是仍在審理中的「47人案」，因為案中有29人選擇在交付程序時認罪，另外根據過往案例，被告無論是否出於真誠悔意而認罪，法庭一般都會給出同等的認罪扣減，意味着本地案例法的認罪減刑原則若適用於國安法案件，「47人案」被告人的認罪態度如何，都不會影響其刑期扣減。
當然，比起「47人案」的刑期，是次案件其實還有另一個重點，那便是再次確認《港區國安法》的法律位階，高於本地法例。畢竟，認罪可獲刑期扣減，乃是源於本地案例法，但《港區國安法》第45條規定：香港法院可引用本地法律中的刑訴程序，「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如此一來，當認罪不是《港區國安法》第33條所訂明的刑期減免情形時，便出現了《港區國安法》第62條提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法律規定與本法不一致」之情況，這時法院便要遵守第62條規定的國安法優於本地法例原則。
可以說，法院在今次判決中嚴格遵守了《港區國安法》第33條、第45條和第62條的規定，但可堪玩味的是，原訟庭本來是有根據本地的認罪減刑準則，給予呂世瑜減刑，只是控方當時指被告人「情節嚴重」，減刑後的宣告刑期不能少於五年的法定最低刑期，法院才沒給予三份一刑期扣減。從現時的終審判決來看，原訟庭給予認罪減刑本身，已是法律上犯錯，但被告人的刑期覆核上訴只是被「駁回」，是否意味着對方的服刑時間，仍是原訟庭所判的五年？即是被告人因原訟庭的法律上犯錯，仍能獲得認罪刑期扣減？
除此之外，在呂世瑜上訴案審訊期間，法院還審理了「學賢思政案」，當時法院以被告人不屬「情節嚴重」，不涉及法定最低刑期，於是根據「呂世瑜案」在原審判決所用的本地認罪減刑原則，同時沿用認罪態度不影響減刑幅度的本地司法習慣，給予被告人王逸戰三份一刑期扣減。如今的終審判決裁定，本地案例法中的認罪減刑原則不適用於國安法案件，便衍生一個問題：在本次終審判決宣布前審結的案件，是否不受影響？
某程度而言，呂世瑜上訴案涉及《港區國安法》第33條、第45條的解釋，並涉及法院對於本地法例是否跟《港區國安法》第33條不符合的判斷，即牽涉到第62條「國安法違法審查權」的運用。若單純以法論法，根據《港區國安法》65條：國安法的解釋權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條文並無授予香港法院解釋權，而根據內地《立法法》第50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法律解釋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條文中的「效力」包括對人、對事、對地，以及時間效力。
換言之，假如本案涉及的《港區國安法》第33條和第45條解釋，是依法交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話，其解釋的時間效力，便理應跟《港區國安法》相同，即是其解釋具有溯及力，任何國安法頒布之後，未有嚴格《港區國安法》第33條規定減刑的案件，都應發還重審。然而，由於本案在審理之前或之後，全國人大常委會都沒有或不打算進行釋法，在是次終審判決前作出的判決，便有可能因此而不受影響矣。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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