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為了杜絕「黃牛黨」線上搶先訂購署方轄下場館再以高價放售炒賣，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出招」，市民在網上預約場地時需要以已作身份核實登記的「智方便」配合「康體通」，避免「黃牛黨」透過電腦程式搶票後再高價轉讓，無本生利，賺取差價；某私人演唱會也採取門票實名制，堵塞「炒黃牛」漏洞；從境外回香港的市民擬未能成功預訂個別隔離酒店房間，卻有中介人表示以原價數倍價格向擬回港人士「兜售」隔離酒店名額，疑又有「黃牛黨」介入，以集團形式經營壟斷求過於供的隔離酒店房間，牟取暴利；某公司充當單位業主和學生租客的中介平台，涉嫌在向學生租客收取一年的租金後，未有按時向業主支付單位租金，令一眾業主和學生租客同時淪為苦主。
以上四個例子均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在供應方和需求方之間，突然跳出了一個中介平台，出現「中心化」，但這個「中心」收取了「服務費」，壟斷了資源，卻未有如期向需求方提供增值或節省時間的服務，反過來成了供求雙方的關卡，讓需求方帶來諸多不便。
當然，資源又劃分為公共資源和私產資源，如果所涉分配的是私產資源，而且在守法原則下進行，則供求關係自動調整，換言之，誰有資源，就誰有話語權，必須拿出對等資源或雙方均可接受認可的條件作交換；即使是中介平台，一買一賣轉手獲得利潤或獲得佣金，這就是商業社會的原理；但如果中介平台或「黃牛」所覷準的對象是公共資源，令到廣大市民未能在公平原則下適時享受應有的資源，那麼，這種騎劫公共資源，再坐地起價、自行分配的行為，卻是不受歡迎的，購買「黃牛」籌號的消費者更沒有法律保障。打個譬方，如果官方提供津貼的看診服務或免費的強制檢測服務，如果有排隊黨在取得資源優先享用權卻不行使，選擇以高價兜售轉讓籌號，這就是在侵吞公共資源的分配權，也是在剝奪納稅人公平享用公共資源的權利，再者，如果涉及醫療相關資源，不但生命尤關，如受影響人士所感染病毒具傳播性，也會間接衝擊公共衛生體系；另一個例子，有些中介平台又是無中生有，空手套白狼，在另一方的接收資訊不全面和不完整時，向需求方(或根本可能不是需求方)提供不全是事實的誇大資訊，如聲稱協助境外人士報讀本地大學或申請政府服務，中間過程向對方提供一些程序上根本不需要的文件或「諮詢服務」，以換取巨額諮詢費或顧問費，其實間接增加了大批服務需求方，對原本緊張的本地資源構成壓力，而原來需求方根本是不必要透過所謂的諮詢服務第三方，便可在支付合理公價申請費而獲得服務，換言之，這個中介平台根本是多餘的，非但沒有提供增值服務，而是在讓需求方在申請時白耗額外不必要的精力、時間和金錢，也是在增加大量需求方進場爭取配對，令資源分配更加失衡。
從商和行騙，出發點不同，服務不同，對象不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如果中介平台出發點是令他人增添不必要的麻煩和時間成本，根本不是好的平台，即使不自行拆掉，也早晚將被他人拆掉，回歸P2P(點對點)。
文：朱家健
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特邀會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理事、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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