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日前表示，《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均訂明，特首可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為此，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表示，經選舉產生的特首認受性較大，有助日後施政，估計不能輕易改變安排。他稱，歷來特首由選舉產生，如更改屬重大改變，需要社會討論，認為協商只是特殊情况下的安排，關注這方法是否具足夠認受。
很明顯，陳智思此番言論，其實跟林鄭一樣，都是越權行為。根據《基本法》第45條和附件一，特首產生辦法的決定權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屬於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的一部分，行政會議則只不過是協助香港特首決策的機構。在此情況下，陳智思既然不是中央領導，他又有何資格在中央未有任何決定之前，便公開評論特首應否由協商產生的問題呢？如果這不是越權，怎樣才算越權？
當然，陳智思此番言論的另一個問題，是他認為選舉比協商更具「認受性」，但理據究竟是甚麼呢？他究竟知道何謂協商嗎？所謂的「認受性」又是指甚麼？衡量「認受性」的客觀準則又是甚麼？為何「認受性」較高，又會有助日後施政呢？這些問題，陳智思並沒詳細解釋。
同情地理解，陳智思可能假定選舉委員的代表性，比協商代表更高，因而更有「認受性」。然而，回歸前的港督全部是委任產生，「認受性」是否更低？如是者，港督來港之後，施政上遇到的阻力，為何好像比特首少呢？反之，外國不少政府元首都是普選產生，但是上台之後，民望往往會快速下滑。換言之，特首的管治能力，以及上台後的施政表現，可能才是所謂「認受性」的決定性因素。
除此之外，由誰參與協商、怎樣進行協商，《基本法》第45條並未詳細提及，可能須要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時再作說明。在此情況之下，陳智思究竟又是憑甚麼認為，選舉委員比起協商代表，會有更高的代表性，從而認為選舉的認受性比協商高呢？換言之，陳智思此一說法背後，本身犯上了不當預設的謬誤（Fallacies of Inappropriate Presumption）。
所謂不當預設前提，是指一個人把一些假定的前提，視為理所當然的事實，因而發生的推理謬誤。舉個例子：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第45條時，其實是可以規定特首人選的協商代表，產生方法跟選委會一樣，又或者直接由選委會委員擔任，屆時協商代表跟選委會委員的代表性，便會變得一模一樣，所謂「認受性」亦會因此而沒有差異。
此外，陳智思似乎只看香港一地的代表性，但是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協商代表若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命的話，其代表性便會變為全國性，比選委會更高，因為人大奉行直選與間選並存的混合普選制：基層地區人大由直選產生，基層地區人大間選產生上一級的地方人大，再由省人大投票產生全國人大，然後由全國人大投票產生其常委會。在此情況之下，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命的特首人選協商代表，其選民基礎是全國14億人民，代表性不是遠高於只有22萬人的選委會乎？
當然，陳智思口中的「認受性」，其具體內涵究竟是甚麼，我們難以知道。或許，所謂「認受性」的意思，只是指協商產生的特首，會令某些人或者階級，無法再在建制跟泛民惡鬥之下，繼續漁人得利，甚至是當不成「造王者」，因而得不到他們的支持。畢竟這個世界，屁股決定腦袋，陳智思代表着哪些持份者的利益呢？想通這個問題，便不難明白他為何會這麼急於跳出來，反對特首由協商產生了。
文 : 陳凱文
學研社成員，香港投資日報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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