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人涉嫌於去年8月31日在灣仔一帶參與暴動，其中社工陳虹秀早前因表面證供不成立獲當庭釋放，餘下7人的案件日前在區院裁決。由於沈官認為控方不能單憑有被告的穿着及曾在案發現場出現，而斷定被告參與暴動，又猜測被告出現在現場的動機，可能想「見證歷史時刻」，遮蓋容貌是「不希望被人誤為暴動者」，被告逃跑「可能是對警察的恐慌」，因而認為控方未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舉證，裁定所有被告罪名不成立。
判決一出，立即引起公眾譁然。部分人認為，沈官猜度被告在案發現場出現和逃走的動機，其說法似乎受其個人政見影響，有着表面偏頗的嫌疑。與此同時，不少人也重提沈官在審理2016年暴動案的判詞，指他當時曾指「旁觀者見到示威者逃跑，絕不可能跑到馬路上惹人誤會地跟隨一起逃跑。若真是無辜，其最佳做法應挨在店舖門口或原地不動」，因而質疑沈官是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
然而，沈官的裁決為何會有此180度的轉變？這問題似乎更加耐人尋味。有意見認為，沈官可能受到了同儕或上級影響，因怕遭到排擠而有此判決，只是沈官在三年前審理同類案件時，所謂同儕或上級的壓力，難道又不存在嗎？還是有人認為，沈官正是因為三年前的判決，遭到同儕或上級的排擠，所以才有此轉變？況且，我們難以確知沈官心裡實際在想些甚麼，所以擔心受到排擠的說法，其實難有實證支持。
相比之下，《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美國通過了《香港自治法案》，其實更值得大家注視。根據這條《自治法案》，美國國務卿只要覺得有人「破壞香港自治與自由」，便可將其制裁名單並施以「1級制裁」，手段包括凍結資產、拒絕入境美國等。跟其有業務往來的金融機構，美國則可施以「2級制裁」，手段包括禁止向美國金融機構借貸、禁止銀行交易，以及禁止使用美元外匯交易。
與此同時，美國自去年修例風波以來，便一直明確支持香港的街頭抗爭者，不論對方是否參與暴動。在此情況之下，假如有司法人員在海外持有資產，或有存款放在美國或海外機構，他們又會否因此憂慮，重判涉嫌暴動的參與者，將會遭到美國的報復性制裁，資產亦有可能因此而遭到凍結？換句話說，美國此一《自治法案》，其實是蓄意妨礙着香港的司法公正。
由此可見，法官在海外是否持有資產，已成了衡量對方能否不偏不倚判案的重要因素。那麼，負責今次案件的沈官，究竟在海外又有沒有資產呢？我們沒辦法知道，因為法官及司法人員雖在接受任命後，須以書面申報他在香港的投資，但是須否申報海外投資，官方則未曾作出說明。此外，司法機構一直拒絕對外公開法官的利益申報資料，亦未曾容許公眾及傳媒查閱。
如此一來，我們又如何得知法官判案時，會否受其海外資產及美國《自治法案》的影響呢？是故，政府實在有必要立法規定，所有司法人員均須申報他在香港及海外的投資，並須公布相關資料，以便公眾查閱。假若有法官持有海外資產，便有表面偏頗的嫌疑，不宜再審理修例風波相關的案件，藉此維護司法公正。
文 : 文兆基
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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