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文章提到近期正在進行刑期覆核上訴的「呂世瑜案」，當中涉及《港區國安法》被告人的宣告刑，究竟能否低於法定最低刑的爭議問題，法院其實在國安法第65條(沒有)授權下擅自釋法。與此同時，內地刑法和兩高的量刑指導意見，均是一直強調被告人沒有法定減刑情況下，其宣告刑不應低於法定最低刑，若是香港法院擅自釋法所得出的結論，有違立法原意的話，猶如倒逼全國人大常委會透過釋法撥亂反正。
更重要的是，不論上訴庭是否裁定宣告刑可以低於法定最低刑，「呂世瑜案」本身的問題關鍵，在於被告人在審期未定前認罪，究竟應否因而獲得三份一刑期扣減，因為所謂審期未定前認罪可獲三份一刑期扣減，乃是源自本地法院在「吳文南案」中所提出的量刑指引，原訟庭認為此一量刑指引適用於本案，但又裁定對方案件屬「情節嚴重」，而「情節嚴重」在《港區國安法》中訂明了法定最低刑為五年有期徒刑，才會衍生所謂宣告刑能否低於法定最低最低刑的爭議。
可是有一點需要注意，《港區國安法》第33條訂明了被告人在何種情況下，才可獲得減刑的明文規定：
「有以下情形的，對有關犯罪行為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從輕、減輕處罰；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 —
(一) 在犯罪過程中，自動放棄犯罪或者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
(二) 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
(三) 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查證屬實，或者提供重要線索得以偵破其他案件的。
被採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實供述執法、司法機關未掌握的本人犯有本法規定的其他罪行的，按前款第二項規定處理」。
縱觀整段條文，《港區國安法》第33條所列明的減輕處罰情節，根本沒有把被告人認罪視作可以減刑的情況，法官理應嚴格遵照第33條的規定，根據被告人有否出現法定的減刑情節量刑。說到有人或者會說，審期未定前認罪獲三份一刑期扣減，亦是法定減輕處罰情節，但從性質上而言，認罪扣減只是本地案例法，法院是否可以此「僭建」出《港區國安法》第33條沒列明的減刑情節呢？
根據《港區國安法》第62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法律規定與本法不一致的，適用本法規定」，可見從法律位階上而言，《港區國安法》第33條高於「吳文南案」裁決中的本地案例法。況且，「吳文南案」的量刑指引本身在國安法實施前頒布，自然不可能是涉及國安法的案件，亦不應被視為涉及國安法案件的量刑指引，法官應並只應嚴格遵照第33條，審視被告人有否國安法所訂明的法定處罰減輕情節，以此作為量刑時可否減刑的依據。
如今，法院在《港區國安法》第33條沒有訂明認罪可被視為處罰減輕情節的情況下，根據一宗根本不涉及國安法案件的量刑指引，以被告人認罪作為刑期可獲扣減的理由，此一行為等於變相把一條法律位階較低、兼且不涉國安法案件的本地案例法，「僭建」於《港區國安法》案件之上，以便法院作為「輕判」其他罪成的國安法被告人之所謂「法理依據」。
更讓人憂慮的是，「呂世瑜案」將會成為先例，香港法院之後將會，準確一點來說，是他們已在利用本地的其他法例，「僭建」一些《港區國安法》第33條根本沒規定的減刑元素，早前審結的「賢學思政案」，便是典型例子，只是為了方便大家閱讀，此一問題只好遲點另撰一文論析之。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作者文章觀點，不代表堅料網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