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議員謝偉俊日前在會議中發言，指政府「親無納稅的小紅書帳戶，遠一直納稅的香港人」，又說港府近年似乎加強「抄牌」、阻街、亂過馬路、打擊書店、工廠食堂違規等執法工作，是所謂的「法家治港」和「嚴刑峻法」，引來了輿論熱議。此類抨擊政府的言論，竟然出自所謂建制派的議員之口，境內外反共媒體自然如獲至寶，立即大肆炒作，以此營造所謂建制與港府之間已出現狗咬狗骨的現象。
當然，對於真正熟悉香港政情的人而言，自然不會因為謝偉俊的發言而感到奇怪，畢竟所謂的建制派，不過是坊間的通俗叫法，目的是為了將其跟泛民主派 (即：反對派)區分開來，實際上從不是鐵板一塊，不同所謂建制派的立場，以及所代表的階級立場都不一樣。只是過去因為立法會仍有反對派之時，建制派唯有被動地團結一致，如今反對派在完善選制後退場，部分建制派亦自然變得比以前「敢言」。
換言之，面對着香港的政治生態改變，當食利和買辦階級的既得利益受損時，便不能再像過去一樣，尋找標籤為反對派的泛民充當代言人，而要找回自己在建制派培育的代表赤膊上陣。以謝偉俊的今次發言為例，說到底就是政府近年在抄牌、阻街、亂過馬路、工廈經營食肆的問題上加強執法，直接或間接地令他所代表的某些人利益受損，才要跳出來扣港府「法家治港」的帽子。
是故，謝偉俊今次的發言，問題可不是「用錯了提意見的方法」，而是他的意見本身，以及意見背後的價值觀有問題。須知道，謝偉俊本身是立法會議員，如他認為違例泊車、阻街、亂過馬路、工廈無牌經營食肆，是沒必要禁止的惡法，他大可以提議廢除；若覺得有立法必要但刑罰過重，是啥「嚴刑峻法」，則可以建議降低罰則，而不是倒過來譴責政府嚴正執法，然後呼籲政府有法不依或違法不究。
另一方面，比起他慫使港府違法不究，隻眼開隻眼閉，他說港府「親沒納稅的小紅書用戶、遠納稅的香港人」，此說更有挑撥陸港矛盾的嫌疑，而此種思想的背後，說到底便是過去所謂本土派乃至港獨分子主張的「香港人優先」。先不論政府迅速回應內地的網上負評，其實是為香港的旅遊聲譽着想，最終得益者本來就是香港的旅遊業和服務零售業，謝偉俊拿提意見者有無納稅說事，是否暗示港府應把中國公民分為三六九等？當有納稅的本地居民，跟沒納稅的內地居民鬧矛盾時，港府要袒護前者乎？
由是觀之，雖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部分建制派要服務自己背後代表的階級利益，實屬可被同情地理解，但作為領受公帑的立法會議員，總不能了自己及其友好可以隨心所欲地擺檔時阻街，或者在工廈經營無牌食肆，便去教唆政府不依法行事，政府揸正來做，便污衊政府是「親小紅書遠港人」。換言之，謝偉俊不是「用錯了提意見的方法」這麼簡單，而是發表煽動性言論，意圖引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間或香港居民間的不滿，並慫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從合法命令，涉嫌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第9及10條。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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