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正考慮推出「安心出行」實名制，並仿效內地或澳門實行「紅黃綠」健康碼，以限制確診或高風險者在社區活動。政府的這一設想在社會上引起爭議，筆者認為，總結過去兩年多的防疫抗疫經驗，其中一項值得反思的，就是如何更好地利用新科技，提升整體防疫抗疫水平。政府優化「安心出行」的方向正確，但實施細節則可以進一步完善。
對於「安心出行」實名制的設想，社會上出現一些反對意見，有些意見表達得較為強烈，引起一定的關注。不過，如果仔細分析這些反對意見，其實理據並不充分，政府及社會各界對於是否推行「安心出行」實名制，應理性分析，以全面控制疫情的結果為目標，而不應受情緒化的干擾。
其中一種反對意見認為，「安心出行」實名制，是將內地的一套搬到香港，會令人擔憂香港是否仍有「高度自治」。這種說法完全站不住腳。俗話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在擬定政策措施，修訂法例法規之時，都會進行嚴謹細緻的政策研究，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種方法，就是要參考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相類經驗，擇其善者，再結合本地的實際情況，制定出最佳的方案。香港特區政府也不例外，絕大多數政策措施都要參考、比較外地經驗。
新冠疫情是全球流行的重大疫情，香港在防疫抗疫方面的政策措施，必須要綜合考慮本地的內在因素，同時也須考慮內地及海外的因素，擬定政策措施。將參考內地和海外的防疫措施，視為妨害「高度自治」，這顯然是非理性的看法，也不符合事實。而且，在一些人眼中，參考了內地的措施，就有損「高度自治」，而參考外國措施，卻是理所當然，這很顯然是帶有偏見的言行，不足信納。
再者，香港希望盡早實現恢復與內地及海外正常通關，在防疫抗疫措施上，必須要與內地及海外接軌，防疫抗疫措施和成效要得到對方的認同和信納，因而，參考一些內地及海外的措施，是十分合理，而且也是必要的做法。
另有一種反對的意見認為，「安心出行」實名制，會令一些市民擔心侵害個人私隱，個人的行蹤會被追蹤等等。就此問題，行政長官李家超其實已有明確說明，「安心出行」只會用於防疫抗疫用途，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政府施政必須依法而行。市民的個人私隱，受到法律保障，市民其實不必擔心這個問題。
至於一小部分人，出於對特區政府的不信任，幾乎事事反對政府，甚至有一小部分人，至今拒絕接種疫苗，這種行為，很明顯不是理性的極端行為，香港豈能因為這一小部分人，而阻礙抗疫大局，犧牲絕大部分市民的福祉呢？
還有一種反對意見認為，「安心出行」實名制對防疫抗疫的成效不高，不值得去推行。而事實上，政府推出「安心出行」的原意，是為市民提供便利的數碼工具，協助市民做好防疫。但「安心出行」沒有實名制，亦無追蹤功能，在防疫方面的效用大打折扣，這一點早就受到質疑。與其任由其「唔湯唔水」地存在，倒不如大膽改良，推行實名制，提升他的防疫效能，而且，這樣做也較容易取得內地和海外的信任，有利於爭取早日恢復正常通關，何樂而不為？
當然，政府推行「安心出行」實名制，必須要有周詳的考慮，必須盡可能地減少對市民生活的影響。過去，政府在推行「安心出行」的過程中，曾經多次因帶來不便，引發社會爭議。比如，在推行出入政府處所和街市，必須掃「安心出行」時，由於未細緻地考慮到長者和弱勢社群的實際情況，以及數碼鴻溝的問題，引發較強烈的反應，這方面的經驗教訓，值得留意。
「安心出行」應用程式，是政府應用新科技推行政策的便民措施，如果這一措施未能起到便民之效，反而令不少市民感到困惑和不便，則須慎重推行，必須要有完善的安排，以為市民增加便利，有效保障市民福祉為目標。
以目前的科技水平，要推出既便利市民，又能有效防疫的「安心出行」，應該是可以做到的，政府當局應積極從這方面思考，用新科技解決困難，切實有效地提升整體防疫抗疫能力。
文：文 武
資深傳媒人，曾任企業傳訊高層及在多間報館擔任要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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