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港區國安法》於2020年實施以來，港府面對外部勢力的反宣傳，往往會以強硬的用詞和態度回應，因而引來了一些人的微詞，當中包括早前23條立法期間，獲邀加入應變反駁隊的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她在日前接受訪問時表示，香港向來擔當買辦及橋樑角色，官員應在修辭上有所調整，「如果太過戰狼，就會扮演不到這個角色」，原因是她不認為「中央希望我們內地化」。
無獨有偶，曾是香港最大反對黨的民主黨，其黨主席劉慧卿日前亦曾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她在接受外媒《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當局沒有必要經常嚴詞反駁國際傳媒的言論，又引用古語「丞相肚裡可撐船」，呼籲政府毋須過份緊張，否則可能會影響香港的國際形象。本欄實在無意揣測，二人何以會「英雄所見略同」，但是這類意見背後，折射出部分香港政客不論藍黃，都似乎有着同一樣的三觀問題。
本欄姑且將這一套三觀，稱之為買辦主義。畢竟香港歷史的所謂「開埠」，是指英國對話發動鴉片戰爭之後，淪為人家的轉口港和補給站，雖說香港的轉口貿易生意，早已由協助外資打入國內市場，變為協助國貨轉口到外地，甚至在某程度上而言，轉口貿易對於香港經濟的重要性，已因內地城市的港口日益成熟而有所下降，但是部分人在港英時代被培育出來的買辦心態，卻早已成了對方三觀的一部分，不易輕易改變。
正因如此，無論葉劉口中的「開放」，還是劉慧卿口中的「國際形象」，說到底便是要看歐美列強的面色。在他們的世界觀裡，所謂「國際」其實就是指歐美國家，港府的功能不過是為買辦階級服務，所以也要像本地買辦一樣，出盡全力討好甚至跪舔外國客戶，即使對方或其背後的政府故意刁難，也要本着「顧客就是上帝」的精神忍氣吞聲，否則便是不夠「國際化」、影響「國際形象」。
可是這一套買辦主義價值觀，本身便存在幾個問題。首先誠如上文所述，香港的轉口貿易地位，已隨着內地各個港口日趨成熟，而變得不再那麼重要，早前甚至有新聞提到，香港的貨櫃吞吐量已快跌出全球十大，意味着本港買辦階級對於國家利益而言，已不再那麼重要，港府作為國家的地方政府，是否仍須扮演買辦階級的店小二角色？這是一個疑問。
其次是從地緣政治格局而言，部分本地買辦階級過去時常認為，香港在中美外交角力時，可以靠着不站隊來左右逢源，只是自從西方扶植的反對派，意圖借2019年修例風波奪權失敗以來，香港作為國家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便已沒可能獨善其身。如此一來我們便要想想，是否西方拿香港在維護國安層面的問題做文章時，港府選擇罵不還口，或不再擺出所謂的戰鬥格，對方便不會做香港的反宣傳，又或者不會在經濟上打擊香港？
如此簡單的問題，即使用膝蓋思考，也能知道答案。境外勢力搞那麼多小動作，可不是為了跟香港的買辦們做生意，亦不只是中央和港府撤掉國安法，或者是想讓他們扶植的反對派掌權，從而使香港變成完全不聽命中央的政治實體，因為所謂中國與歐美列強之間的矛盾，可不純粹是中國國力在改革開放後快速上昇，挑戰到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背後還有蘇聯瓦解後仍未消亡的冷戰思維。換言之，透過將香港變成顛覆基地，以此推翻國家的根本制度，才是西方勢力的終極目標。
然則，葉劉或其背後的買辦們，是真不知道歐美勢力的終極目標，還是裝作不知道呢？這問題似乎毋須深究，我們只需要知道的是：自反對派在修例風波時搞得太過火，倒逼中央出手制定國安法的一刻開始，香港已無可避免地成了中美角力的其中一個中心點，不是單靠改變一下官方回應時的態度，或者是在境外勢力發功時，鵪鶉地裝聾作啞，便能保住某些人所渴望的買辦生意。
是故，若有人至今仍認為，只要官員回應外媒抨擊的態度，便能讓香港避免被歐美勢力貼上「內地化」的標籤，便實在是太過天真。此外，本地的嬰兒潮世代其實也應細想一下，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所謂的國際化，是否單純靠着做買辦生意食老本。事實上，國家主席習近平自去年起，已提出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戰略目標，意味着香港可能除了維持既有的傳統經濟優勢外，還要打破過去「high tech揩嘢」的思維，積極推動高新科技產業發展，力求開發出傲視國際的獨創科研產品，才能符合中央期望香港維持國際化的戰略目標。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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