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於公元前221年蕩平六國，建立中國首個大一統政權之後，施行了三個影響後世至深的政策，分別是書同文、車同軌，以及統一度量衡。可以說，秦雖歷二世而亡，之後中國每次的朝代更迭，往往都會出現軍閥割據的局面，但無論如何割據也好，最終都會走向統一，而不會像歐洲一樣分崩離析，其成因都可以歸功於秦代統一了文字。
我們甚至可以斷言，外族過去雖曾入主中原，但傳統中國文化不但沒被消滅，外族還反過來主動中原文化，亦是跟秦代統一文字有着莫大關係。究其原因，在於文字除了是一種溝通和記錄知識的媒介之外，更被用作區分對方是否自己人的工具，從而增加某個圈子和族群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所以不少行業乃至是地下社團，都會發展出一套行話或暗語，以便成員之間能夠容易區分對方是否自己人。
正因如此，過去不少外族在塞外崛起，或在入主中原之後，如：遼、金、元、清，都會創立一套本族獨有的文字，只是傳統的中原文化在大中華地區源遠流長，最終造成外族跟中原漢族的融合過程中，反而被對方同化。同樣道理，過去同屬漢字文化圈的部分東亞國家，如：韓國與越南，都在現代成了獨立國家之後，都會積極地創立和推廣本國文字，以此消餌漢字的文化影響，增強國民的歸屬感與向心力。
之所以要提到秦代書同文的歷史，正是想說明古人早在兩千多年前，已經知道語言文字作為一種文化軟實力，能夠建立國民認同感，從而維護國家統一。受過往的傳播科技所限，古人雖難以統一語言，但是歷朝都會透過編修字書，公佈一套官話的反切，以此作為公務用語的規範，使現代漢語雖存在着方言的差異，但是都能夠翻查歷朝字書典籍所記載的反切，了解大部分方言的語音演變。
正因如此，本人之前才要一再撰寫文章，指出內地遊客來港時，因說普通話而受到冷待甚至不公，絕非一件小事，而是反映普通話雖是國家的法定共同語，但在香港已經回歸四份一世紀之後，卻是仍處於弱勢語言地位，而粵語被港英政府扶植為本地華人共同語後，其地位至今仍維持絕對強勢，甚至被部分有心人利用，成為其推動文化港獨的工具。由過去所謂的「國師」陳雲，到推廣所謂「粵語」正字的彭志銘，再到要求把「粵語」正名為「港語」的港語學，都是典型例子。
換言之，無論是普通話在港至今維持着語言弱勢，還是所謂的粵普之爭，非但不利於建立港人的國民意識和歸屬感，窒礙人心回歸，還會成為文化港獨的溫床，而且有心人還可以打着維護語言多樣性，即所謂「捍衛粵語」的幌子，作為暗推文化港獨的擋箭牌。可是縱觀回歸廿五年的歷史，無論是港府、建制派，抑或是內地的對港工作部門，都似乎無意確立普通話的官方語言地位，亦似乎意識到香港語言生態所潛藏的安全隱患，至少我們可以說，整個建制對於香港的粵普和繁簡之爭，都從沒給予足夠的重視。
在此情況之下，相關部門現時最需要的工作，理應是重視香港的語言與文化生態問題，明白作為國家法定通用語文的普通話還是簡體字，現時在港所處的弱勢，不利於人心回歸之餘，還有機會成為文化港獨的突破口。之後，自然是建立針對粵普及繁簡問題的文化戰線，尋找具備相關語言學知識的學者及文人，在輿論上駁斥部分人為了挑動粵普及繁簡之爭而提出的種種歪理。
再之後，是責成港府修訂本地法例，確立普通話與簡體字的法定語文地位，規定兩者為公務上必須使用的語文，同時規定所有中學與大學的畢業試，都必須考核學生的普通話及簡體字應用能力。至於修訂何條法例，又或者是如何促使港府修例，以及怎樣應對修例所帶來的爭議，包括修例是否符合《基本法》的問題，由於涉及相對複雜的法理討論，只好遲點另撰一文再說。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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