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從北京參加中國司法部委託公證人一個培訓課程回來，親身接觸了一些內地司法機構的人和事，眼見香港近日因修訂《逃犯條例》引起的爭議，主要環繞着對大陸的法治沒有信心，感到有些不吐不快，希望與大家分享一下多年來在大陸工作的經驗。
筆者在2001年至2007年居住在上海和北京，主要在外資企業負責知識產權保護工作，與內地的公安，海關，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執法部門，和檢察院及法院等機關經常要打交道。當時接觸到的執法人員和司法官員，很多是部隊退役下來改行的，其中有一部分教育水準確實不高，而且官僚主義仍很普遍。我剛到上海上任的第一個星期，便從上海跑到浙江省的義烏市 （那是全國，也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所在地 ，假冒案件非常多），拜訪負責審理知識產權案件的法院。這次首度與大陸法官的接觸，真是印象深刻。我當時任職的公司，是一家排列“財富五百強”的跨國企業，其品牌家傳戶曉，同時也在大陸面臨嚴重的假冒問題，而我的上一任已有些假冒商標案在義烏中級人民法院審理過，所以公司在當地的「公檢法」（公安、檢察院、法院）系統中也算是有些面子。我們到達法院，得到三位法官接見。時值七月盛夏，坐在沒有空調的會客室裡，三位貌似普通工人的法官，衣著隨便，其中一位更只是穿着涼鞋，可能由於天氣炎熱，他們三人在和我們談話的中途，不約而同地把褲管卷起來。我眼前見到的，彷彿是三名體力勞動者，而不是飽讀法律的法官！後來我在工作中，慢慢的了解到，到九十年代中，內地很多法官都不是法律本科畢業， 甚至沒有讀過大學，而是軍人出身，或從其他政府部門調職過來的。當時大陸的司法制度，水準的確是比香港落後很多，我在內地工作幾年間，與公檢法機關周旋，難度遠較在香港吃力，確是事實。
2001年，即我開始在上海工作的一年，正是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的時候。在其後的幾年，看到內地整個社會開始慢慢的改變，經濟起飛，政府機關辦事效率有所提高，但成效仍並不太明顯，不過，對保護知識財產權的力度就加強了不少。筆者遷回香港後，工作上仍與內地保持密切關係，經常要到訪不同省市，觀察到法律界與司法機關在最近的幾年，無論是軟件或硬件，各方面都有脫胎換骨的感覺。 近年曾到訪或在業務上合作過的內地律師行，很多都是現代化管理，不少律師曾在普通法系國家和香港留學，精通英語，專業水平甚高。筆者也注意到，現在內地法官一定是法律本科畢業， 且必須通過「國家司法考試」（即等於很多國家的律師資格考試Bar Exam），像以前由行外人出任法官的情況，已不復見。筆者認識一位曾在內地任職中級與高級人民法院法官的內地律師，幾年前在港大修讀法學碩士時（近年內地來港修讀普通法法學碩士的公檢法人員每年都有幾十人），透過自修，通過香港律師會為香港以外律師而設的海外律師資格考試，成為香港執業律師，並加入了本港一家歷史悠久的馳名大律師行。有去過內地大學交流或參加暑期班的香港法律系同學，應該也知道近十幾年，只有最優秀的內地學生，才能考進法律系。可見現在這一輩的內地法官和律師，已非吳下阿蒙。
這次在國家法官學院（全國最高級別的法官培訓機構）的課程，使筆者對內地司法制度有更深入的了解。位於北京市豐台區的學院，環境優美，我們住宿的公寓和上課的教室，圖書館，乃至用膳的食堂，都是乾淨整潔，嚴禁吸煙。這和以前在大陸所到過的政府機構那種又髒又破舊，到處充滿煙味的情況，簡直有天淵之別。
我們在幾天緊湊的課程裡，除有水準甚高的司法人員講課外，也有機會到最高人民法院的信息中心參觀，那是讓我們這班執業多年的香港律師大開眼界的一個下午。這幾年大陸雷勵風行進行的司法改革，其中一項重要工程是信息化。在信息中心聽一位年輕工作人員的詳細講解，並在大屏幕前即時示範，使我有醍醐灌頂的感受。原來，現在內地法院透過先進的大數據處理，將全國各個省市的法庭聯網，所有案件文書可同步即時存檔及供查詢，最厲害的，是把全國三千多個法庭的聆訊過程以視頻直播，難怪講解人員說，法官現在都小心翼翼地審案，連坐姿都要端正。最初，法官們覺得很有壓力，但慢慢地，大家習慣了嚴謹，水準便提高了。這些措施，使訴訟效率和公平性明顯地改善，使用紙張大量地被減少，既環保，又節省儲藏的空間。司法改革裡，另一項重要政策是“法官員額制”。數年前，內地法院推行法官員額制，即通過嚴格考核，選拔最優秀的法官進入員額，並為他們配備法官助理、書記員等審判輔助人員，以確保法院85％的人力資源配置到辦案一線。這樣做，可達到優化司法資源配置、提高法官素質及提高法官待遇的目的。這“法官員額制”政策，對司法水準有深遠影響，原因是，平庸之輩不能考進法官行列，原有的法官，亦面對汰弱留強的長期考核，要為負責審過的案件負上終生責任，不敢馬虎苟且。
簡單來說，大陸的司法改革，在突飛猛進的資訊科技配合下，令司法制度更合理化，透明化，普及化。這樣的發展，在中央領導人這幾年不斷強調“依法治國”的方針下， 將可擺脫過去法制不全，法治不彰，執法不嚴等種種惡名。
作為曾親身體驗內地司法與執法從落後變成銳意改革的香港律師，筆者認為，一口咬定把嚴重罪行的逃犯移交中國便不會有公平審訊的人，似乎對內地司法的進步沒有認識。在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同時，何不深入了解中國為把法治提升，投進了多少努力？這樣，也許大家會更清楚，中國的法治，是不是比和香港有引渡條約的菲律賓和印尼更不濟嗎？
文： 陳永良
執業律師
＊作者文章觀點，不代表堅料網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