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坊間出現越來越多的文章，傾向黎智英獲准聘請外地大狀一事，毋須交由人大釋法，而是可由香港自行解決。除了上篇文章提到的資深媒體人區漢宗之外，吾友李伯達近日亦在網媒撰文，認為過去的五次釋法都是很有必要，但當然應是「非必要不釋法」，以免引發影響香港普通法制度的觀感，又指政府的釋法建議，只涉及國安法被告人可否聘請非本地執業律師的問題，釋法內容範圍頗為狹窄，因而質疑釋法的必要性和逼切性。
平情而論，伯達兄之言存在幾個問題。首先，跟過去五次釋法不同，今次是解釋《港區國安法》，兩者之間的區別，在於《基本法》第158條第二款授予了香港法院部分釋法權，同時列明了法院須在何種情況下，應當提請人大釋法的規定，《港區國安法》第65條則只有把釋法權授予全國人大常委會，隻字沒提香港法院，所以案件除非不涉及《港區國安法》條文解讀，才是「非必要」提請人大釋法，否則一律都是必要情況。
其次，在過去五次人大釋法中，有三次都涉及審理案件，如：第一次釋法便是針對港人內地子女居港權案，根據《基本法》第22(4)條及第24(2)(三)條，解釋內地出生時父母均未是永久居民的子女有否居港權，以及有居港權的內地子女來港前，須否事先取得單程證的問題；第四次釋法是根據《基本法》第13條和第19條，解釋香港法院對剛果案是否無管轄權。
至於第五次釋法，則是針對立法會宣誓案，根據《基本法》第104條，解釋何謂有效宣誓，以及宣誓無效是否立即喪失就任公職的資格問題。是故，今次黎智英請洋大狀案，其實亦是出現案件審理時遇上須要釋法的情況，為何今次則被視為「釋法內容範圍狹窄」？狹不狹窄的標準在哪？況且如上所述，法院本來沒有《港區國安法》釋法權，所以無論釋法範圍是否所謂狹窄，都只能交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
另一方面，伯達兄認為「非必要不釋法」，以免引發影響香港普通法制度的觀感，背後的邏輯仍是認同《基本法》第8條保留了香港的普通法制度，普通法制度又習慣性地把釋法權撥歸司法機關，因而認為具有立法職能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有違普通法傾向釋法權應歸司法機關所有的傳統，所以全國人大常委會才要自我約束地行使釋法權。
可是如前文所述，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基本法》和《港區國安法》的釋法權，其法源來自《憲法》第67(4)條，《基本法》第158條和《港區國安法》第65條規定，只不過是《憲法》第67(4)條的法律延伸。從法律位階上而言，人大釋法權的法源凌駕於本地普通法的釋法習慣，是香港特區憲制秩序的一部分，更是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跟香港高度自治相結合的體現。
換言之，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得以保留，只代表司法機關享有本地法律的最終解釋權。即使根據本地的「劉港榕案」，終審庭亦承認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憲法》授權下，具有全面而不受限制的釋法權。難道中央要因為部分人固有的普通法思維和政治偏見，或者是懼怕境外勢力借此大做文章，便要在釋法乃至行使其他法定的全面管治權時，選擇自綁手腳乎？若要中央擁抱這種心態，還談啥落實全面管治權？
當然，伯達兄在文中還有一些論點，亦是很有討論價值，例如：他質疑釋法若只針對非本地執業律師，本地執業的外籍律師則不受限制的話，在邏輯上說不通，因而引述所謂法律界建議，認為事件可透過修訂《法律執業者條例》，或由特區國安委出手解決。然而，為免本文篇幅太長，只好遲點另外撰文一說。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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