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元朗7.21白衣人襲擊案，7名被告暴動罪成，被判監3年半至7年，其中判刑最重的是元朗燒烤場東主鄧懷琛，判囚7年。
7年是區域法院可判最高刑期，鄧懷琛被重判引起社會關注，各界再次有聲音要求成立量刑委員會，增加法庭量刑的說服力。然而，司法機構對此卻一直持保留態度，未見積極回應。
有立法會議員表示，將繼續爭取成立量刑委員會；亦有議員揚言倡議政府修例，賦權高等法院可「主動出擊」，針對一些「季節性罪行」作出量刑指引。
文：馮惠詩 圖：黃冠華、Mia
就7.21案，不少市民網上發起聯署，投訴案件判決不公。有民間團體質疑，法庭審理及判處涉及反修例暴亂案件時，沒有統一標準。黑暴罪行判刑爭拗，引發社會矛盾，團體期望設立量刑委員會，以釋公眾疑慮。
何君堯︰司法機構質疑成立必要性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表示，自從終審法院新任首席法官張舉能1月上任後，司法機構已有新氣象，但涉及2019年黑暴事件的案件中，部分案件的量刑仍令社會譁然，雖上訴庭有作出糾正，惟司法機構對於坊間呼籲設立量刑委員會的要求，似乎仍有保留。
何君堯表示，有關方面有意見認為，坊間要求成立量刑委員會，是基於2019年政治相關案件，這些案件屬「季節性」及「潮流性」，質疑法庭處理完這些案件後，量刑委員會是否仍有存在價值。亦有意見認為，現時量刑如出現問題，通常是透過上訴，由上訴庭提出糾正，作出司法指引，如沒有案件提出上訴，上訴庭對案件量刑的約束性及認受性就不大，亦沒有法律基礎。他們擔心，將來如設立量刑委員會，同樣「無案在前」就給予指引，會欠缺法理基礎及不恰當，或須修改法例。不過何君堯對這些看法並不認同。
避免法官判刑受個人因素影響
「法律不只是要做好法律公正，更要讓人見到公正。」何君堯舉例，元朗7.21鄧懷琛案，是區外人有意識地到元朗挑釁，元朗區內人知道有人找麻煩，才有意識地防範，在自己地方作出反應「保家衞族」，而鄧懷琛只是在現場「指手劃腳」，亦不見他對別人造成傷害，但因被認出，就被指是指揮者，並判處區域法院最重刑期，判刑肯定偏重，情況「異常」。
何君堯解釋，回顧2016年及2019年的暴動案件，即使被告扮演的角色較嚴重，監禁年期卻較輕。
如設立量刑委員會，何君堯認為委員會可同時包含各級法官及社會賢達，本身具廣泛代表性及更「貼地氣」，能掌握社會脈搏，作出量刑指引時亦會讓公眾清楚看到，予人公平、公正感覺，同時亦能避免法官判刑時受個人感情、喜好影響
就「季節性罪行」及早作指引
此外，何君堯又指出，量刑委員會對一些「季節性罪行」亦可及早提出指引，考慮社會民情因素，就如房間的冷氣「可按天氣調節」，這樣判刑會較「人性化」。他又以近年常見的眾籌為例，假設某段時間很多人利用眾籌犯罪如「洗黑錢」，委員會可先提出討論，並就眾籌犯罪設一個刑期「起步點」，這個起步點可能較相關罪行定下的最低刑罰稍高，何君堯稱此做法是「治亂世用重典」，亦是以公眾利益為依歸。
不過今年1月張舉能回應外界，有關設立量刑委員會的訴求時就表示，上訴法庭是最有效及常規，訂立權威性及有約束力的量刑指導方法。司法機構就此似乎傾向不作改動。有分析指，張舉能不支持設立委員會，是因為不希望有不諳法律的人成為委員後，出現「外行人管內行人」情況。
可修例賦權上訴庭作主動出擊
就張舉能的說法，何君堯反駁說，單靠上訴機制去就量刑作出指導的處理方法是「僵化」、「被動」及「滯後」，他認為法院「先天」有權去處理。但何君堯亦提出，如司法機構對設立量刑委員會有保留，亦可透過修改《高等法院條例》賦權上訴庭，即使在沒有案件提出上訴的情況下，也可鑑於社會上的要求，就一些季節性罪行「主動出擊」，向下級法院作出指引︰「不用在那些案件很犯濫時才作出反應，在見到有這樣的風氣時，已可就量刑作出指引或加重刑罰，有助起阻嚇作用，作為司法系統應該去參與。」
何君堯認為只要特首認同，就可以修例，再交由立法會審議。立法會通過後，相信司法機構不會不接受︰「難道有權給你，你不要？」
葛珮帆︰上訴法庭頒量刑指引有先例
一直爭取設立量刑委員會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過往收過很多市民投訴，不少黑暴案件判刑偏頗，似是沒有準則，有「放生暴徒」之嫌。市民對法庭、法官的投訴往往有如石沉大海，但張舉能上場後，設立了由法官及不同界別社會人士組成的「投訴法官行為諮詢委員會」，以兩層架構處理投訴，似是對市民的意見從善如流，亦為司法改革帶來新希望，惟量刑方面仍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葛珮帆指出，上訴法庭亦曾就一些罪行訂立量刑指引，其中一個例子是販運危險藥物的案件，上訴法庭的指引是按藥物類別和數量來量刑，2017至2019年間，法院就曾對下級法院頒下量刑指引一次。
不過葛珮帆形容這些情況很少發生，就如2019年大量涉及黑暴的案件，上訴法庭就沒有作出過指引，而律政司過往多數關注判刑過輕的案件，很少會對判刑過重的案件提出覆核。部分案件即使市民對判決不信服，但如果沒有人提出上訴，就不會有跟進行動，因此會令市民覺得不公平。
量刑指引可加快審案速度
對於刑期問題，葛珮帆舉例，2019年旺角渠蓋傷人案傷者，被人以渠蓋襲擊頭部受傷，須縫10針，被告判監40個月；同年鐵錘傷人案，被告在藍田連儂牆撕紙與人發生爭執，期間以鐵錘傷人，判監8個月。中大暴動案中，其中兩名被控暴動罪的學生，分別被判3年9個月及4年半。
葛珮帆認為，「無論是用渠蓋、鐵錘，還是（中大）二號橋事件，案情都非常暴力」。然而元朗7.21白衣人案，最輕刑罰都判囚3年半，因而令市民譁然，覺得法官好像喜歡怎樣判就怎樣判。因此，葛珮帆堅持有需要設立量刑委員會，令判刑公開、透明，當市民明白判刑標準，可以對嚴重罪行產生阻嚇作用；法官判刑時，亦可直接根據指引判刑，加快審訊速度，以免案件「大塞車」。
成員以法官及法律界為主
有意見認為，倘設立量刑委員會，由政府委任社會人士加入，政府有機會只委任親政府或親建制派人士，影響委員會的中立性及司法獨立。葛珮帆駁斥這種說法根本是「有偏見」，她反問英國等其他國家亦有量刑委員會，是否那些國家就沒有司法獨立：「英國可以這樣做，為甚麼香港就不可以﹖」她相信如要設立量刑委員會，委員會中大部分成員都會是法官及法律界人士，非法律界人士不會佔多數。
司法界保守 改革難一步到位
葛珮帆形容司法機構過往一直較為保守，相信要改革亦難以一步到位，設立「投訴法官行為諮詢委員會」已是行前了一步。未來她會繼續堅持推動設立量刑委員會，因為即使沒有2019年黑暴事件，以往一些與國旗相關的案件，判刑上亦有爭議，量刑委員會不論何時都有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