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筆者曾撰文提及港英政府年代的「積極不干預」政策。該文章刊登不久後，居然某些學者和商界人士也提出相同的論調，算是事有湊巧矣！
筆者於上文提及，港府官員始終流着「積極不干預」和「小政府、大市場」的血，縱然由曾蔭權出任特首之年代起，港府已更改口號為「積極有為」，但一樣無濟於事。港府自回歸以來皆不作為，或稍一作為即受到反對派和本地財閥的猛烈攻擊，香港社會已發展至百病叢生的地步。
現屆政府雖然不敢再提「積極不干預」，但港府官員的價值觀非一朝一夕釀成，怎能忽然變得「積極有為」？大家空談了10年，如今仍只能算是「消極應對」。
因此，我們亦可以轉一個角度去分析。其實香港現時之困局，並非是由於「積極不干預」完全不對，而是港府官員對政策錯誤理解之故：
1. 於1980年，夏鼎基爵士提出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曾說：「有些人會認為這政策不過是放任主義，說起來好聽一點罷了，有人認為這不過是政府『甚麼都不管』的態度。但事實並非如此。積極不干預政策建基於一個觀點，就是在一般情況下，如果政府試圖規劃私營機構的資源分配，以及阻撓市場力量的運行，政府的行動最終都會徒勞無功，而且更會損害經濟增長，對於開放型經濟體系就更加如此。」重點是「一般情況下」，政府不應該過度規劃及參與。
2. 但為何「不干預」還要「積極」呢？夏鼎基爵士進一步解釋：「當政府遇到要求作出干預的建議時，不會純粹因為其性質而慣性認為建議不正確……政府會權衡輕重，仔細考慮支持和反對採取干預行動的理據……然後，政府才作出積極的決定，研判利害所在。儘管，在絕大部分情況下，我們得出的結論都是不干預比較有利。」亦即是，港府永遠保留「干預」的權力，並不會因「慣性不干預」而假定「干預」為不正確。在「非一般情況下」，更要果斷介入。
3. 因此，夏鼎基爵士所提出的「積極不干預」，其實反而是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由美英兩國主導的「小政府、大市場」思想的一種修正。「積極不干預」的重點在「積極」，而非「不干預」。夏鼎基爵士亦表明，政府的「干預」，有時候是「責無旁貸」的。
由此可見，港府官員明顯誤解「積極不干預」的真正意思。香港雖然信奉「自由市場」，並在「一般情況下」不主張政府參與，但夏鼎基爵士仍保留及強調「干預」的必要性，並說明港府要時刻都權衡輕重，及時作出「干預」或「不干預」的決定。
回歸以來，港府任由地產霸權坐大，土地及房屋極度短缺，財富過度集中，各行各業都難以經營，創新和科技也無法開展，香港社會錯過了一次又一次的發展機遇。如今貧富懸殊問題嚴重，普通市民居住環境狹小，低下階層更是貧無立錐之地，社會矛盾日深，前年還爆發了「黑暴」，這明顯已非「一般情況」了。
總的來說，中央對香港政府所提出的建議，無論是經濟民生相關的，還是抗疫有關的，都非新事物。香港官員就算篤信西方學問，都理應可以在前人中得到相類近的理論基礎及啟發。
我們不能一口咬定英國人的經濟政策差勁，亦非西醫不懂防疫；反而是香港人不僅不懂得東方智慧，即連西方學問都「讀流了」，才會有今日之困局。
文：寒柏
從事金融業，自由撰稿，醉心武俠小說創作；近期發表《汴京遊俠傳》、《獵頭交易》、《清明上河記》和《天人》等小說。著作還包括《金庸雅集：武學篇》和《金庸雅集：愛情、影視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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