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文章提到香港深層次問題的核心就是「土地利益問題」，根源在於一些為了保障利益團體而訂下的政策，這些政策看起來都是一些法例和行政問題，在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之下掌管香港政務的特區政府，理應有足夠的力量解決問題，為甚麼回歸廿多年了這個土地問題仍然是一座難以撼動的大山？
綜合起來其實有三大原因：
首先自90年代香港政府的財政收入，泰半來自賣地和有關土地的項目，例如地租、差餉、地稅、印花稅，甚至利得稅和薪俸稅當中也有一定的份額來自土地及樓宇買賣的相關行業，例如在2018年度的財政年度本港賣地較多，相關土地的政府收入更直迫6成。在政府收入嚴重仰賴單一產業又缺乏其他開源的選項下，政府做事很多時只能「投鼠忌器」。回歸初期特首董建華曾打算改善這個情況：長期政策推動數碼港、中藥港等園區希望可以長遠為香港建立能提供收入的產業；中期政策推出85,000住屋單位計劃，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緩和已然虛高過熱的樓價；短期政策計劃開徵5%的銷售稅擴闊稅基，以擺脫地產商對政府財政收入的控制。可惜遭逢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使香港經濟元氣大傷，使政策推行失去友善的環境因素，加上各方的大力阻撓，香港錯失了擺脫財政上依賴地產項目的最好機會。
此外香港政府的公務員系統源於回歸時的「直通車」安排，即是回歸前曾向英女皇宣誓效忠的各級官員一併留任，這班官員的忠誠度既不能保證，在面對效忠對象遇有重大利益衝突時，究竟真正服從哪一方的命令實難預料。加上香港公務員的傳統文化是「跟程序、不犯錯」，只要沒有違反規定程序基本就永不需要對錯失負責，造成了「專業」而「僵化」的官場氛圍。另一方面香港政府的中高級官員，退休之後除了「咬長俸」之外，最重要的收入是那道「旋轉門」——「過冷河」之後被財團委為受薪顧問，這個不成文的制度強力操縱着政府官員的思維，使他們為了追求退休後的收入，很容易在位時向「老闆」傾斜，這種風氣之下試問又如何強力執行一些損害「老闆」利益的政策呢？前特首曾蔭權與前政務司司長許士仁都因「公職人員失當」原因下獄，連政府之首也難逃金錢的香氣，上行下效的政府還有多少無私為民的好官大家心中有數，曾特首當年的競選口號是「我要打好呢份工」還真是老實無欺。
另一點就是立法會系統被本地財閥把持，當年為了順利回歸穩定局面，國家與本地財閥結成政治聯盟，眾所周知當年第二大黨的自由黨基本就是財閥的代表，基本控制了分組點票的功能界別議會，也在直選界別有一定程度的勢力。自由黨最為大眾所共知的「政績」，就是當年臨陣倒戈否決了23條立法的通過，另外也聯同一眾商界力量上街示威，擱置了5%銷售稅推行。田北俊當旅發局主席時，推動擴大自由行開放至二三線城市，讓香港商界吃個盤滿缽滿；他們對於維持本地財閥對香港的控制以及利益可謂戰果豐碩、戰功累累，但對於落實管治，改善民生的政策就要先問「老闆」的利益。更甚者一些「建制派」大黨的議員經常首鼠兩端，游走於「老闆」和「阿爺」之間搵着數，風頭勢色不對就「西瓜靠大邊」，既取得「老闆」的滿意又能向「阿爺」交差，只要「天不塌下來」他們最重視的就是自己的身家性命。
以愛國商人身份選舉成為行政長官的董建華，雖然打造了管治班底「入局」，但礙於政府公務員的「從而不順」以及立法會「自己友」的「順而不從」，特首辦其實一直處於孤立狀態，面對來自財閥爪牙和反對派的攻擊圍剿，政府官員個個明哲保身、建制大黨作壁上觀，使一堆對香港長遠有益的政策胎死腹中。財閥和反對派把持着傳媒、教育、社福等界別掌握着輿論風向，不間斷的抹黑攻擊使政府更形弱勢，「政令不出特首辦」的董特首腳痛下台實令人婉惜。之後接替特首之位的曾蔭權更是財閥的僕人，上台之後停建公屋/居屋，使香港樓價和地價極速上漲，埋下了今日社會矛盾以及階級凝固的惡果。今日我們面對的深層次矛盾，公務員構成的政府以及「飽食君祿」的建制派政治力量實責無旁貸。
文：陳思靜
擊劍任俠 快意恩仇 浪蕩宦海 十載浮沉。
*作者文章觀點，不代表堅料網立場
